第一，要全力推进以卡脖子问题、高新技术的创新为龙头的创新驱动，实现创新红利。
同样，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需要从深化改革开放中获得动力和活力。而高质量发展的特点是，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转变为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动经济较快增长的条件下，总需求不会出现过度扩张，不易引发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进而不会对社会群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产生周期性的风险冲击。
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为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留下了比较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其中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对共同富裕产生了较大制约，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解决这些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缩小因发展差距较大产生的收入差距问题，为促进共同富裕打通关键环节。四是坚持以共享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这就要求充分调动各地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引导更多有实力、有远见的企业参与并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带动资本、技术和人才进入乡村振兴领域，推动乡村振兴进程不断深入和拓展，使城乡协调发展尽快取得重大进展第三种解释则可能源自当下的宏观经济背景：一方面国际国内环境和大流行等因素，使得经济增长和就业面临四十年以来最大的挑战。
最直观的解释是，与所有暴风骤雨式的运动规律——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样，激情在喷发之后很快就会陷入消退。另外，诸如垄断、非法合谋和过度使用市场支配性力量，游说、不负责任的污染排放、生产事故、福利上的逐底竞争等，这些都表明资本往往为了自身之私利而牺牲公众利益，难免激发出人们对市场和资本的不满。产业政策的失败屡屡发生，导致公共资源的严重损失。04任性与贪婪之争的困境 权力和资本都具有极其复杂和多维的特性，但如果加以简化并就其内在的本质属性贴上单一标签，那么可以说权力的本质就是任性，资本的本质就是贪婪。
在资本市场，通过对大量创新型小微企业的投资，以及持续不断的并购，马云和阿里巴巴也成为整个互联网行业创新的推动者。而告一段落原因可以有多种解释。
与此同时，有幸被政策垂青的赢家则可能获得更多资源、政策优惠，从而在市场竞争和企业成长上获得更大优势。其中互惠和人格化关系基础上的信任，是政府和企业或者官员与企业家合作的纽带，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地方政府和官员与企业和企业家的合谋模式[3]。无所顾忌的收购兼并，正在蜕变成赤裸裸的垄断。这既提高了公共资源决策的透明度，也强化了市场性竞争机制，从而减少和抑制了设租——寻租式的合谋以及腐败行为，提高了公共资源的效率。
在这一模式中，拥有大量资源和巨大监管权限的地方政府和官员会基于政绩的考量，与基于自身收益的企业和企业家进行合作，以推动地方投资和经济的更快增长。[3] 参见聂辉华：《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但如果从负面的角度来看，马云和阿里巴巴也同样是一个贪婪的典型。这一模式有效地抑制了官商勾结等腐败行为，激发了市场和竞争活力，并使增长从要素依赖转向以技术创新为主的路径，韩国也因此进入高收入国家。
日益严峻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形式，尤其是占人口极低比例的最顶层群体财富的暴涨，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6亿人月收入1千元的悲惨状况。当然，改良的理想模式也与现实相去甚远。
这一以反垄断为核心的平台整治行动，不仅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也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尤其是作为自然实验的价值。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
这种创新和不惧风险的动力，来自巨大的收益和财富的激励以及建立商业帝国的诱惑，没有极度的贪婪也就不可能迸发出如此巨大的创新能量。尤其是当监管者被阴晴不定，高度流变且伴随着非理性喧哗的社会潮流和公众舆论所影响时，监管者行为就更加难以预期。01平台整治与遭重创的阿里巴巴 从2020年10月开始，一场空前规模的针对大型互联网平台的整治行动陆续上演：当年11月，蚂蚁科技取消上市并进入整改程序。这一困境当然与多种因素，如宏观经济、新冠大流行以及国际环境的多重不确定性相关，也与阿里巴巴自身在应对市场变化、技术创新、竞争对手、商业版图的整合等方面的挑战有关。进入专题： 马云 阿里巴巴 。因此，对市场的敌对情绪有着其他的源头。
从负面而言，贪婪可能与对政治和法律和道德的僭越相联系，也与寻租、垄断、投机、欺诈以及冷酷无情的竞争和对社会公平的消极和漠视等联系在一起。除了上述轰动性事件外，监管部门还对网络音乐、游戏等领域的垄断和不当竞争，以及大量未申报的并购案频频地秋后算账，可谓罚单满天飞[2]。
另外，作为互联网领域一个图腾式人物，一个具有极强个人魅力的人物，同时也作为中国名片为全球所知的马云，几乎已经完全从大众媒体和公众视野中消失了。通过对大洋两岸自然实验的观察，人们也许会对两种不同的反垄断机制的优劣得失给出更恰当的评价，从而更好地取长补短。
政企合谋可能以更快的增长和公共利益为导向，但也可能导向另一种结果，即蜕变成一种设租——寻租模式，或者是官商勾结模式：官员与企业家通过合谋的方式掠夺公共资源，比如套取财政补贴、偷逃税、低价出让土地、公共工程承包中的作弊行为等，或者以损害公共利益的方式，例如官员对企业的排污和破坏生态、多事故和不安全的生产方式，甚至是豆腐渣工程和假冒伪劣产品予以庇护等。在经济学家眼中，一种理想的政企关系模型是有限政府（或小政府）与竞争性市场的结合。
但本篇关注的是一种更具影响力的因素，即因政企关系陷入任性与贪婪之争所带来的长期困境。从资本市场看，估值高达2000亿美元的蚂蚁科技自取消上市以来，至今未能实现再次上市。如果从正面的、创新的角度来看，马云和阿里爸爸可能是新世纪以来，一个把新技术、新服务、新商业模式和制度创新完美组合在一起，并具有创造性毁灭特征的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和企业家。这让人难免联想到东亚发展型模式与拉美模式的差别和比较
[1]参见李红升：马云和阿里巴巴为何陷入困境？基于科技金融整治和平台反垄断风暴的观察，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4244.html。当然，改良的理想模式也与现实相去甚远。
第三种解释则可能源自当下的宏观经济背景：一方面国际国内环境和大流行等因素，使得经济增长和就业面临四十年以来最大的挑战。当然，也包括克鲁格曼的著名预言：依靠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的高投入，而非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并必然引发经济危机[5]。
无所顾忌的收购兼并，正在蜕变成赤裸裸的垄断。单边权力也可能导致非深思熟虑的干预，例如最近两年基于市场规模、排他性协议和差别化定价等理由的一系列反垄断行动，并没有建立在强有力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平台经济特性、以及程序合理性的基础上[8]。
这一交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社会对市场和资本的敌对，是有相当程度的认同以及相当规模的公众支持为基础的。马云和阿里巴巴为何陷入困境（二）：基于监管自主性的视角， 學人Scholar，2021年5月7日。●公共资源的竞争性机制。平台监管是最近的一个例子。
[5] 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证明了克鲁格曼之前的预言。[7] 对拉美民粹主义危害的批评参见刘鹤：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比较》第20辑，中信出版社，2005年9月。
第二种解释是，整治行动已经收到预期效果，可以鸣金收兵了。这使得监管机构能够压制企业等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避免监管者被俘获，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是个别企业的特殊利益。
04任性与贪婪之争的困境 权力和资本都具有极其复杂和多维的特性，但如果加以简化并就其内在的本质属性贴上单一标签，那么可以说权力的本质就是任性，资本的本质就是贪婪。这一切不仅意味着投资者的显见的损失，也意味着哪个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阿里巴巴已不复存在了。
